有的国家连电力都不稳定，那我们就帮助他们跳过化石能源阶段，从一开始就用上太阳能、风能等可再生的清洁能源电力。

　　不同的发展中国家能力有差异，这是事实，但每个国家都要根据自身的能力，推动气候治理往前走。我们强调的是尊重各国发展阶段，让大家在能力范围内尽最大努力。

　　“一带一路”绿色发展国际联盟理事长赵英民，在巴西贝伦COP30大会现场。南方周末记者 林方舟/摄

　　从谈判桌到行动场，赵英民的角色变了。

　　2024年，他是中国代表团团长，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的谈判桌上，代表中方利益参与博弈。如今，他成为了“一带一路”绿色发展国际联盟（下称“联盟”）理事长，更专注如何把中国的绿色经验分享给更多发展中国家，让其他国家也能实现可持续繁荣。

　　联盟旨在通过绿色发展合作，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实现可持续繁荣。目前正在开展的工作包括：促进绿色基础设施建设、推动绿色金融和绿色能源合作、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等领域的国际合作。

　　据生态环境部消息，截至2025年10月，中国已经与43个发展中国家签署了55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谅解备忘录，通过合作建设低碳示范区，开展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项目，举办应对气候变化交流研讨班等方式，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提升应对气候变化能力，为改善当地民生，提升人民福祉提供帮助。

　　在近期的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》第三十次缔约方大会（COP30）上，联盟与联合国项目事务厅共同启动了“全球绿色发展实践案例征集”，在与南方周末记者的专访中，赵英民谈到，开展这项征集，是为了更好地推动绿色低碳理念，转化为可衡量的行动成果。

　　在《巴黎协定》达成十周年之际，赵英民依旧对全球气候进程充满信心。他说，十年来，全球能源结构与发展格局发生深刻变革，可再生能源从理想愿景走向现实，绿色发展已成为不可逆转的世界潮流。“绿色转型不是负担，而是机遇，越早行动，就越早受益。”

　　从谈判者到行动者

　　南方周末：这次你以新身份来参加气候大会，有什么不同的感受？

　　赵英民：感受确实不一样。以前担任中国代表团团长时，主要是在谈判桌上跟不同国家的代表博弈、协调，关注更多的是谈判文字和条款。现在我参与具体的项目，每看到一座光伏发电站、一条电力线路落地，都会更有成就感。以前的谈判对手说我从一个“谈判者”变成了“行动者”。

　　我们希望，能推动国际社会更多地理解发展中国家的处境，把发展置于以人为本的高度，同时让发展走在绿色低碳的轨道上。我们一直讲“可持续繁荣”，意思就是要繁荣，但不是靠破坏环境去换取。发展和保护，得同时往前走。

　　南方周末：怎么理解联盟与发展中国家合作的这些项目的性质？

　　赵英民：不能把中国的自愿行为误解为法定义务。按照《巴黎协定》，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，有资金和技术支持的义务，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，没有这个义务。

　　我们选择支持发展中国家，是出于自愿和互利共赢。这些南南合作项目，既有援助和能力建设，也有商业性合作，不只有资金，还有技术、培训和经验支持，比如帮助一些国家建立气候监测系统、推广可再生能源技术等。

　　我们强调的不仅是“给钱”，更要看“怎么用”。这些项目实实在在地改善了当地居民的生活质量。例如，有的国家连电力都不稳定，那我们就帮助他们跳过化石能源阶段，从一开始就用上太阳能、风能等可再生的清洁能源电力。我们开展的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“非洲光带”项目，让很多原本天黑就睡觉的无电家庭，有了清洁照明。

　　南方周末：中国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，对自身有什么意义？

　　赵英民：首先，这体现了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担当，我们对发展中国家的困难感同身受，希望通过分享中国绿色发展的经验，帮助他们应对绿色低碳发展中遇到的挑战。

　　其次，通过这些合作项目，也能让中国的可再生能源、电动汽车等全球最先进的绿色低碳产品和技术走向世界，这不仅是为全球低碳转型作贡献，也是为中国的绿色低碳产业发展寻找新的机会，这就是“共赢”。

　　事实上，阻碍先进绿色产品和技术在全球自由流动，将极大增加各国实现国家自主贡献目标的成本，迟滞全球碳中和的时间，损人不利己。因此，国际社会要共同坚决反对关税战、贸易战等单边措施。绿色低碳转型犹如滚石上山，不进则退；但目前由于可再生能源等绿色低碳产业快速发展，成本大幅降低，发展可再生能源已经是有利可图，成了滚石下山，成为了阻挡不住的潮流。我们要推动这个绿色低碳潮流进一步在全球流行。

　　南方周末：虽然绿色低碳成为潮流，但为何还有一些国家逆流而动？

　　赵英民：这个问题的本质是短期主义和长期主义的矛盾。一些国家的政治家，只对当下的选票负责，只关心短期利益，不会管下一代人怎么办，甚至不管如果气候变化造成不可逆的影响，人类怎么办。还有一些单边措施，看似保护了部分国内产业，但实际上抬高了自身和全球绿色转型的成本，长远来看，对谁都不利。

　　绿色合作没有标准答案

　　南方周末：发展中国家最缺的是什么？

　　赵英民：最核心的还是资金和技术。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年资金缺口以万亿美元计，发达国家当年在《巴黎协定》中承诺的资金支持，并没有完全兑现，而且发达国家更愿意谈减缓，不愿谈适应、损失损害。愿意谈动员各方资金，不愿谈自己出资，更不愿谈自己出资占公共资金的比例。

　　很多发展中国家面临“既要发展，又要减排”的两难，没有资金、技术和能力支撑，很难走出一条绿色低碳发展之路。

　　南方周末：不同发展中国家的情况差别很大，联盟怎样与不同的国家合作？

　　赵英民：不同的发展中国家能力有差异，这是事实，但每个国家都在根据自身的能力，推动气候治理往前走。我们强调的是尊重各国发展阶段，让大家在能力范围内尽最大努力。这本身就是《巴黎协定》“自下而上”的精神。只要这个原则不变，合作就不会偏离方向。

　　没有一种模式能适用于所有国家。关键是要尊重各国国情和发展阶段，按需提供支持。比起授人以鱼，我们更想授人以渔，比如有的国家可能更适合发展可再生能源，有的国家更适合绿色矿业或生态旅游，我们不强加某种方法，只是分享经验，让对方按照国情和意愿自己作选择。

　　南方周末：你提到“不强加”，为什么特别强调这一点？

　　赵英民：每个国家的制度和路径都是人民根据国情作出的选择。我们坚决反对外部干涉，也反对把某种模式当作唯一标准。每一个国家应该由自己的人民来决定自己的事情，这是我们一贯的外交主张。中国分享经验，是希望伙伴国家参考借鉴，而不是照搬复制。只有尊重差异，合作才会长久。

　　信心比黄金更重要

　　南方周末：今年是《巴黎协定》十周年，气候谈判的主题仍然是落实《巴黎协定》，当前全球气候进程似乎遇到了一些波折，你怎么看？

　　赵英民：《巴黎协定》达成十年，虽然遭遇重大挫折，但今天还能维持下去，本身就说明多边机制的韧性。多边进程有时确实进度缓慢，但同时它也很包容。198个国家坐在一张桌子上谈，能达成《巴黎协定》这样的共识，是很不容易的事。《巴黎协定》可能不完美，但能让所有国家都参与，这是最可贵的。中国始终是多边主义的坚定维护者。我们希望用实际行动去证明，合作仍然是唯一出路。

　　回过头来看，联合国气候大会一步一步走来，每一届都有一些水火不相容的矛盾。所以达不成一致的议题就先搁置，未来再谈。拉长时间尺度，你会发现，整个气候进程还是在一点点往前走的。即使COP30留下一些遗憾，但这也是气候谈判的常态。今天看当年看似水火不容的矛盾，后来也都慢慢解决了。面对日益严重的气候危机，各方应当有更多危机紧迫感。

　　南方周末：你怎么看全球气候治理的未来前景？

　　赵英民：面对未来，我们要坚定信心。绿色低碳转型不是负担，而是机会。有些国家被短期利益绑住了手脚，但越早行动越能受益。要少一些指责，多一些合作，把技术、资金和项目带到最需要的地方。世界现在最缺的，不只是钱和技术，还有信心，信心有时候比黄金更重要。